中国高层的派系之争 历史上军阀派系人物
项羽、刘邦与宋义，为何说他们是楚政权高层的派系斗争，与角逐最高统治权？民国时期国民党军队里的派系之争是怎么回事？近代中国军阀的派系详细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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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羽、刘邦与宋义，为何说他们是楚政权高层的派系斗争，与角逐最高统治权？
我们会说项羽、刘邦和宋义这三个人的争斗其实是楚政权当中高层的派系斗争，这是因为他们三个人的确之前都是楚国的高层干部。项羽自然不用多说，他家本身就是楚国的大将项燕的后人，后来项羽在秦末之时也是伺机东山再起，举起了反抗的大旗。
而刘邦他也是因为在送犯人到骊山的时候误了工期，因为不想受罪，就杀掉了沛县的县令，公开造了反。而宋义则是楚怀王为了找人接替项羽的位置而弄来的傀儡，也就是在这之后楚国政权一共有三大派系，一是项羽代表的项羽家，二是刘邦他这一派，还有宋义这一派。
从这三派形成之后，这三派也是天天争斗，彼此角逐。项羽他是率先一刀杀掉了宋义，并且开设了一个鸿门宴，去宴请刘邦。项羽本来准备在鸿门宴上面杀掉刘邦的，但可以出了一个大叛徒项伯。所以刘邦在提前知晓项羽要杀掉他后，用了些伎俩侥幸的从鸿门宴中逃走了。
字词之后便是楚汉之争，但是由于项羽他这个人不愿听信他人的建议，最终使得自己手上的大好良机白白错失掉了，而楚汉之争也是以刘邦的胜利告终的。其实在楚汉之争的一开始，项羽是有很大的机会去赢得最终的胜利的，但可惜他不听他人的劝解，而且因为太过自信于他那一身的武力的高超，而瞧不起刘邦，最终是养虎为患，让老虎吞掉了自己。
民国时期国民党军队里的派系之争是怎么回事？
国民党军中，嫡系和杂牌之争是尽人皆知的事。其实，就是在蒋的嫡系之间，也存在着复杂的派系斗争。蒋介石手下的几员干将，如何应钦、陈诚、汤恩伯、胡宗南等，都在军中有自己的班底和人马。这些“二级”派系，在共同歧视杂牌的同时，内部也不无时无刻在勾心斗角。 比较有名的陈诚的土木系和汤恩伯系的斗争。抗战后期，汤恩伯在河南战败之后，陈诚来收拾残局，趁机把汤系的部队拆散。在内战之中，十三军和五十二军在东北战场，而八十五军一直在华中。八十五军在淮海战前配属陈诚系的十二兵团，仓促之间就投入徐沣战场。特别是廖运周起义之后，八十五军实际上已经是处处被监视。后来黄子华部又投降。兵团司令吴绍周到了最后崩溃的时候，连分给他的坦克车都不坐，就和卫士一起等着被俘。因为他知道，即使他能跑得出去，等着他的也是军法审判。由于他的部下的起义，断送了十二兵团，陈诚一定不会放过他的。 陈诚集团的另一个主要对头是何应钦系统。47年陈诚接杜聿明和熊向辉的位置，到东北统管军政，大刀阔斧地扩编军队，并以此为借口扩张他土木系的实力。东北的国民党军的主力都是过去的远征军，其中新一军的五十师和新六军的十四师过去是属于陈诚系统的，但是相当多的干部，包括杜聿明和他的副司令官郑洞国，都是何应钦系的。于是陈诚就把新一军军长孙立人借故调走，让五十师师长潘裕昆任新一军军长。他又把十四师从新六军划出，以此为基础单独成立了新三军，让十四师的师长龙天武任军长。特别是他借口陈明仁的部下贪污，把守四平立下大功的陈明仁撤职查办。这种种作为，都让杜聿明遗留在东北剿总的老部下感到齿冷，涣散一些部队主官的士气。47年林彪发动了冬季攻势，新五军被围。陈诚急得手足无措，周围东北剿总的杜聿明时代的老参谋站在一边上看笑话。待到新五军覆灭，蒋介石飞到沈阳来追究责任时，廖耀湘、刘玉章等将领把责任推了个一干二净，无奈之中，陈诚只好灰溜溜地离开了沈阳。 就是在同一派系之间，人事关系也是错综复杂，小圈子是一个套一个。整七十四师是国民党的五大主力之一，也是对山东重点进攻的主力。这时与之并肩作战的是整编八十三师，这两支部队都是王耀武的基本队伍，整八十三师师长李天霞还做过七十四军的副军长，按说这种兄弟部队应该是同舟共济了。但是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狂妄自大，看不起李天霞，嫌他能力不强，生活腐化。而李天霞又自恃资格老，做过张灵甫的上级，对于张盛气凌人的作派很不买帐。两人面和心不和。当张灵甫孤军深入时，汤恩伯电令整八十三师掩护张的左翼，李天霞怕被包围，又不敢违抗命令，就把八十三师中不是自己基本部队的罗文浪旅派出执行任务，让他带着电台，伪装八十三师的主力。这样实际上给解放军放了一个大口子，最后张灵甫被围，全军覆灭，这和李天霞的这套鬼把戏有相当的关系。就是在七十四师的内部，也是有亲疏之分。七十四师是王耀武的起家部队，这个部队的各级主官大部分是王耀武一手提拔起来的，包括张灵甫本人。但等到张灵甫做了师长之后，又刻意培养自己原来做旅长的五十八旅，而疏远其它两个与王耀武关系更近的旅长。在分配作战任务时，总是让五十一旅和五十七旅担任更危险的突击或守备任务，而把五十八旅留做预备队，到战斗快要定局时才撒出去。所以七十四师内部有一个说法，“打冲锋五十一，捡便宜五十八，挨死打五十七。”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，孟良崮战后，也是五十八旅的旅长卢醒和副旅长明灿和张灵甫一起战死，而其它两个旅的旅长都被俘了。可能他们觉得与张同生死不值得吧。黄伯韬国民党军杂牌之中的佼佼者。他从一个小军阀的传令兵干起，一些做到统领五六个军的兵团司令。他在临败亡之前，对总部派来的督战官说，古人胜则举杯相庆，败则出死力相救，我们是做不到的。其实这个他自己也没做到。七十四师被围孟良崮，他因救援不力，最后几乎被军法审判。派系林立，实际上是蒋介石这个最高领袖一手造成的。他就是喜欢下面有些派别集团，大家对着干，都向他争宠，这样他的地位就稳固了。等到他的党国生死存亡之刻到来之时，他已经无暇玩这种权术游戏之时，已经太晚了。
历史上军阀派系人物
中国近代军阀的形成是从北洋军阀开始的。北洋军阀的产生有其原因和过程，我们不妨从更早一些时候的曾国藩的“湘军”和李鸿章的“淮军”谈起。
1840年，清朝政府在鸦片战争中遭到失败，中国的门户被帝国主义列强的大炮轰开，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，统治阶级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日益激化。1851年1月，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爆发了洪秀全领导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，建号太平天国。太平军出广西，陷湖南、湖北，沿长江直取南京，把清朝满族地主手中的八旗军和绿营兵杀得七零八落。因此，清朝政府不得不更多地依靠汉族地方的力量，号召各地的士绅自行组织地方武装——团练，以抵抗太平军。这样，便逐渐形成了一些封建军阀集团，其中最重要的，是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。
曾国藩（1811——1872），湖南湘乡人。地方家庭出身，时任礼部侍郎，因丧母在家，清政府命令他帮助湖南巡抚督办团练。于是，曾国藩便在湖南湘乡一带大力督办团练，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湘军。全军有水师五千人，陆军六千五百人及工匠、役夫等共计一万七千人。湘军的大小将领大多是曾国藩的亲戚、朋友、学生和同乡。湘军士兵以营官自招为原则，每个营只服从营官一人，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，形成一种浓厚的封建隶属关系。湘军将领主要有曾国荃、左宗棠、刘长佑、刘坤一、罗泽南、李续宾等。湘军于1854年起出省作战，编制逐步扩大，成了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及捻军等的主要力量。
李鸿章（1823——1901），安徽合肥人。地方家庭出身，道光进士。1853年太平军进占安徽时，曾在合肥参与办团练，被太平军击败。后任曾国藩幕僚。1861年在曾国藩的支持下，以团练为基础编练淮军约七千人。次年，率淮军在上海、江苏一带与太平军作战。到1865年，全军达六万人，成为镇压捻军的主力。淮军主要将领有张树声、郭松林、刘铭传、周盛波、潘鼎新、吴长庆、丁汝昌、叶志超、聂士成等，形成淮系军阀，是清末反动势力中的一个重要武装政治集团。
在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过程中，清政府勾结外国侵略者组织了洋枪队，后扩编为“常胜军”和“常捷军”。帝国主义的洋枪洋炮的威力，刺激了清朝的统治者，在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以后，洋务派官僚奕欣、曾国藩、李鸿章、左宗棠等以“自强”和“求富”为标榜，进行洋务运动。他们开办近代军事工业，以一些近代新式的武器武装湘军和淮军，并成立北洋海军。
但是，湘军和淮军等毕竟还是旧式的军队，只不过增添了一些近代新式的武器，它们的落后性和腐朽性在近代战争中展现无遗。1884年中法战争，淮军在广西战败，主将张树声、潘鼎新被革职。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，淮军将领丁汝昌指挥的北洋海军和叶志超、卫汝贵统率的陆军都在作战中一败涂地。
在中日甲午战争中，日本军队采用西方新式武器，编制和战术所表现出来的巨大优越性，与清军的腐朽落后形成鲜明的对比，大大刺激了清军将领和清朝统治者，要求改革军队，编练新式军队的呼声日高。当时的西太后等最高统治者，也从自身利益出发，为了巩固和加强其封建统治，也需要依靠一些新式的军队。于是，清廷连发上谕，决定“参酌中外兵制”，改练新军。指令成立“督办军务处”，以恭亲王奕欣为首，庆亲王奕劻为会办，李鸿藻、翁同和、荣禄、长麟会同办理。同时，命令淮系官僚胡燏棻在天津具体负责编练新军。
胡燏棻（？——1906），安徽泗州人。同治进士，曾任广西按察使等。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，胡燏棻 受命留驻天当办理东征粮台。同年11月，受命在天津马厂主持新式练兵。次年9月移至小站。胡燏棻聘请德国人汉纳根为教习，仿效西法训练，从组织、训练、技术、武器装备上都改变了湘淮各军的腐朽落后的状况，编成十营，号称“定武军”。计有步队3000人，炮队1000人，马队250人，工程队500人，共4750人。胡燏棻练兵，小有成绩，但他毕竟是个官僚，不大熟谙军事，因此，1895年底，胡燏棻调任芦津铁路督办，小站练兵则由袁世凯接替。 袁世凯其人，可说尽人皆知，是北洋军阀的首领。但是，他的出身经历如何？怎么会被派往小站练兵？还须稍作补叙。
袁世凯，1895年9月16日生于河南项城县一个官僚地方家庭，故人称袁项城。他字慰庭，故当上军阀头子以后，人称袁慰帅。袁世凯的祖辈父辈，都受过传统的封建教育，中过科举，任过官职。尤其叔祖袁甲三，为道光进士，镇压捻军起家，后官至漕运总督、礼部主事、军机章京、监察御史等，与曾国藩、李鸿章过从甚密。其长子袁保恒、次子袁保龄都曾任清朝大官。
袁世凯的祖父袁树三生有二子。长子袁保中，次子袁保庆。袁世凯是袁保中第四子，因叔父袁保庆无子，袁世凯便在七岁时过继给袁保庆。袁保庆先后在济南、扬州、南京等地为官，袁世凯亦跟随左右，他对读书毫无兴趣和资分，却乐于听取那些反动的政治经验之谈。后养父生父相继死去，又跟随叔父袁保恒、袁保龄，学会不少官场本领。袁世凯两度参加乡试，都名落孙山，他又羞又愤，把自己所作的诗文付之一炬，说：“大丈夫当效命疆场，安内攘外，焉能龌龊久困笔砚间，自误光阴耶！”于是，1881年5月，袁世凯到山东登州，投靠袁保庆的结拜兄弟淮军统领吴长庆。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。
1882年8月，清朝的“藩属”朝鲜发生了“壬午政变”，清政府派吴长庆率部前往镇压，袁世凯亦随行，并立有战功，开始崭露头角。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，吴长庆调回国内，李鸿章任命为“总理营务处，会办朝鲜防务”。同年12月，朝鲜发生“甲申政变”，袁世凯感到事态严重，不待清廷回音，率兵平息了政变，再次立功。次年，26岁的袁世凯被李鸿章保荐任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大臣。
袁世凯在朝鲜十余年，所以说官运亨通。但是，袁世凯并不满足，他深知军队在国家政权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，掌握军事实力是取得权势的捷径，他早就想亲自统领一支军队，作为自己建立功业的资本。他一直在等待着机会。1894年甲午战争，清朝军队战败，袁世凯本人也从朝鲜逃回北京。适逢清政府决定编练新军，袁世凯亦积极鼓吹，多次上书朝廷，提出练兵计划，逐渐获得“知兵”的美誉。同时，袁世凯亦积极利用袁甲三和袁保恒的关系，在北京广交诸如两江总督刘坤一、湖广总督张之洞有及翁同和 、荣禄等权贵，争取支持。终于皇帝下谕，袁世凯接替在天津小站编练“定武军”、成绩不甚显著的胡燏棻。
1895年12月21日，袁世凯到达小站，接管定武军。小站又名新农镇，在天津东南七十里。袁世凯以新建陆军督办的身份来到小站后，在定武军的基础上，再招募步兵2250人，招募骑兵300人，总计2300人，并改定武军为新建陆军。
袁世凯粗通近代军事知识，他参照曾国藩、李鸿章早期编练湘军、淮军的办法以及德国的军制，拟定了《练兵要则十三条》、《新建陆军营制饷章》和《募订译员合同》等。新建陆军虽然还沿用淮军的营务处、营、队、哨、棚等名称，但编制上打破了旧军的框框，基本上采用了近代德国的陆军制度：军队分步、马、炮、工、辎各兵种；一军分两翼，每翼辖二、三营；每营官兵一千一百多人等。新建陆军的武器，全部由国外采购进来，主要有德国的炮和奥国的步枪。由于使用新式武器，旧的一套练兵办法已不适用，袁世凯通过中国驻德国公使，延聘了巴森斯等十多名德国军官，充当新建陆军的教习，由他们订出各种规章制度，又由他们监督实行。为了提高兵士的素质，新建陆军中设有步兵、骑兵、炮兵、德文四所随营学堂，统称“行营武备学堂”，从兵士中考取学员，学制两年，毕业生均担任下级军官，成绩优秀者选派德国或日本留学，如孙传芳、张士钰、张树元等。袁世凯小站练兵，揭开了清军编练近代化的序幕，在中国近代军制史上是一个重大的转折。但是同时，我们也可以看到，新建陆军从一开始，就依附于西方列强，这种由列强一手装备和训练的军队，只能成为列强侵略中国和控制中国的更强有力的工具。在军事装备训练方面，袁世凯极力采用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，然而，在选拔将领方面，仍因袭湘淮军阀的旧习，“兵为将有”，专门培植依属于自己的势力，这大体可分为三类：
一、亲戚、同乡、旧知及追随多年的家兵家将。这类人大都被安插在要害部门，充当爪牙和耳目。如：
刘永庆，河南项城人，与袁家有亲戚关系，并随袁世凯赴朝鲜，任为新建陆军粮饷局总办兼转运局总办，掌握全军粮饷军械大权。
吴凤岭，袁世凯家佣人之子，从小在袁家长大，后任袁世凯的跟班护卫，任新建陆军马队第一营后队队官。
吴长纯，安徽庐江人，袁世凯的老部下，任新建陆军步兵右翼第二营统带。
雷震春，安徽宿州人，袁世凯的老部下，任新建陆军步兵右翼第三营后队领官。
江朝宗，安徽旌德人，袁世凯的部属，任新建陆军参谋营务处及兵官学堂监督。
徐世昌，直隶天津人，早年与袁世凯在陈州相熟，时任翰林院编修，经袁世凯奏调来到小站，管理参谋营务处，成为袁世凯最得力的智囊和军师。
此外，袁世凯在朝鲜时的差弁、亲兵，如王同玉、赵国贤、王凤岗、徐邦杰、唐天喜等十余人，都分别担任了新建陆军的统带、领官、哨官或哨长。
二、用官禄笼络的一批北洋武备学堂的毕业生。李鸿章创办的北洋武备学堂，是国内规模最大的一所陆军学堂，毕业生大都能掌握一些近代军事技能，但在旧军队中长期不受重用。袁世凯选用军事学堂出身的人担任军官，本是一项重要的改革，但这改革一开始就带有很浓的封建依附色彩。到1896年4月，武备学堂的毕业生充任新建陆军各种职务者已达一百三十多人。其中著名的有：
段祺瑞，安徽合肥人，任新建陆军炮兵营统带兼炮兵学堂监督。
冯国璋，河北河间人，任新建陆军督操营务处总办兼步兵学堂监督。
王士珍，河北正定人，任新建陆军工程营统带兼讲武堂总教习。
以上三人后来都成为北洋军重要将领，号称“北洋三杰”，被视为袁世凯的“龙、虎、狗”。
曹锟，直隶天津人，任新建陆军学兵营统带兼督操营务处提调。
张怀芝，山东东阿人，任新建陆军右翼步队第三营前队队官，后升炮队第一营管带。
段芝贵，安徽合肥人，任新建陆军督操营务处提调。
此外，王英楷、陆建章、李纯、田中玉、杨善德、王占元、鲍贵卿、田文烈、陈光远、何宗莲、李长泰、钟麟同、刘承恩、邱开浩、商德全、王汝贤、张永成、吴金彪、马龙标、梁华殿等人，都在新建陆军中担任了各级军官。
三、招纳的淮军旧将。袁世凯以淮军后继人自视，一面笼络武备学堂的学生，一面广为招纳淮军旧将，表示自己延揽人才，新旧并用，一视同仁。主要的淮军旧将有：
姜桂题，安徽亳州人，任新建陆军步队左翼翼长兼第一营统带。
张勋，江西奉新人，任新建陆军工程营统带、行营中军。
龚友元，安徽合肥人，任新建陆军步队右翼翼长兼第一营统带。
任永清，安徽蒙城人，任新建陆军马队第一营统带。
阮忠枢，安徽合肥人，出身于淮军将领家庭，由李鸿章推荐入新建陆军，管理军制饷章文牍机务，成为袁世凯重要参谋人员。
此外，还有孟恩远、王怀庆、言敦源等人。
由于新建陆军的将弁几乎全都与淮军血肉相联，从组织上看，新建陆军实质与淮军一脉相承，实质已形成了一支“半私人性质”的军队。袁世凯正是以这批小站将弁为核心，结成了一个只听命于他的封建的军事集团，成为他日后从事反革命事业，进行政治投机的资本。
对待士兵，袁世凯喜欢使用“恩威并济”的一套权术。他写出诸如《兵丁驻扎营暂行章程》、《操场暂行章程》、《行军暂行章程》、《简明军律二十条》、《查拿逃兵法》等条规，命令士兵遵守，并经常亲自检查。对严格执行者，或记功赏银，或提升；对违章者，即加以严惩。他还从精神上对士兵进行麻痹和毒害，编了一些《劝兵歌》、《对兵歌》、《行军歌》等口诀和歌谣，教训他们要“敬官用命”，实质要士兵俯首贴耳地任其驱使
